湘潭产妇之死追问医患症结

发布时间： 2014-08-26 10:57:16   |  来源： 广州日报   |  责任编辑： 许晴晴

　　传播

　　“情节反转”拷问新闻理性

　　湖南省湘潭县 “产妇死亡”事件一波三折，尤其是舆论的微妙变化导致“情节反转”，堪称新闻传播学上的又一范例，给了新闻从业人员不小的思考价值。

　　医患冲突，是和平时期社会冲突较为频繁、激烈的领域之一。从新闻传播角度，它是一座“新闻富矿”，每当新闻出街，总能吸引公众眼球，刺激社会神经。医患冲突发生之后，往往双方都想占据舆论的“有利地形”，引导或者控制新闻媒体，通过舆论向对方传导压力，实现自身权益最大化。作为披露事件、介入纷争的记者，应该秉持何种态度，才能确保诸多价值之间的平衡，考验着新闻记者的职业素质与职业伦理。

　　最初披露湘潭“产妇死亡”的报道，虽然记者没有明显站队，直指医护人员失职，但从“满口鲜血”、“医护失踪”等等具有强烈暗示性、偏向性、冲击性的字眼，彰显报道的倾向性。由于记者“不在场”，通过患者之口还原事故现场没有问题，但是，一面之词有问题，有损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客观性与中立原则。换言之，是新闻工具理性（追求新闻时效性或社会轰动效应），伤害了新闻的价值理性。工具理性至上，有可能是职业素养欠缺—先入为主，主观臆断，也可能是新闻伦理走偏—不管报道扎不扎实，为抢独家新闻，先出街再说。

　　从过往新闻实践看，对医患冲突的报道，记者容易受到定势思维或公众情绪影响，认为医院是强势一方，是舆论监督的对象，而患者是弱势一方，值得同情。因此，在医患冲突报道中，记者的屁股一下子就坐到了患者一边，医院无论怎么做都不对。弱者应该受到更多保护或照顾，大体上没有错，新闻报道也适用，但是在医患关系中，滥用这一原则后果严重。同时，发达的自媒体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原本脆弱的医患关系添堵。一有医患纠纷，大量的微博、微信朋友圈便纷纷转发，摆出一副义愤填膺、坚决声讨的架势。不管真实情况如何，先转了再说，造成谣言满天飞。这种选择性站队，无疑加剧了医患之间的不信任。

　　湘潭“产妇死亡”事件“情节反转”同时吐露出舆论生态与公共理论的一些微妙变化。首先是舆论渠道的多元化，尤其是新媒体，给公众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帮助公众重新认识事件、重新审视结论。其中“羊水栓塞”的介绍，就给公众上了一堂医学课，其意义已超越个体事件。其次，公共理性逐渐成熟。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形容公众是一堆容易被点燃的“稻草”。确实，处于信息不对称状态下的公众情绪容易受到诱导、蛊惑，“稻草”容易被星星之火点燃，导致公共不理性。“产妇死亡”事件“情节反转”，昭示公众开始成熟起来，能够从芜杂的信息中进行甄别、汲取、改变。

　　社会在变，舆论生态在变，媒体也要适时而变，应势而为，再也不能抱残守缺，用老眼光看新问题。

　　保险

　　完善第三方

　　协调机制

　　在医患矛盾近乎白热化的当下，愈发凸显第三方协调机制的重要性。正是基于对“中立”方的信赖，和对欧美成功经验的借鉴，已经有不少地方尝试“医调委（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机制。如果此次纠纷，能有第三方协调机构的及时介入，应该不会闹到如此境地。

　　客观而言，医调委在协调医患矛盾方面也的确发挥了“正能量”。今年前五个月，广东医调委解决纠纷1400多件，占全省通过人民调解医患纠纷案件的90%。

　　医调委的公信力来自公平性，公平性来自专业性。虽然目前各地医调委的模式有区别（有的是半官方、有的是纯社会组织），但是有共同的特点。一者，协调能力强。不管是医院、医疗卫生管理部门、患者，都能“说上话”；二者，专业性可靠。多数组织设有专业的医学和法律学专家库，由具有较强专业知识和较高调解技能、热心调解事业的医学、法学等专职调解人员组成。在个别地方（如辽宁抚顺），通过机制配套，赋予了调解协议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30日内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依法确认协议有效，一方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当然，总体上看，各地医调委仍处于试点阶段，还面临一些诸如政策、资金、人力方面的困境。几年来，中央注意到相关问题，相继出台了许多支持医调委的文件和政策，需要各地下工夫解决。

　　除医调委之外，各地都在探索预防、处理医疗纠纷的法规制度，以此完善第三方协调机制。5月1日起，我国首个以省为单位的地方性医疗纠纷处理法规《江西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施行。这一专门针对医疗纠纷预防处理的法规，明确了医院、患者、公安等各方职责，更具可操作性。与此同时，天津、江西新余等多地还通过医院购买医疗责任险的方式化解医患矛盾。医生没有过错，但患者出现意外，这样的医疗纠纷均由保险公司理赔。这样的话就充分弥补了医疗意外损害赔偿机制的不足和缺陷，尽可能出现意外之后纠纷发生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