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走廊医生”之谜折射医改之痛

健康中国health.china.com.cn　时间： 2014-01-27 　 来源： 中国青年报

　　种种乱象说明中国的医疗市场重“病”缠身。论起缘由似乎也早为人们所熟悉：当年政府财政吃紧，想撂包袱，就想法儿把医院的奶给断了，说让他们到市场找食儿，并且允许他们加价卖药，此即为“以药养医”。这个口子一开不得了，医院、医生为了挣钱，其主要手法就是大检查、大处方，就是过度医疗。本不用吃药的吃药了，本不用手术的手术了，本不用住院的住院了。

 

　　既然“病”症不罕见，“病”因已找到，为何久治不愈？数十年间，政府一再出禁令，舆论一再声讨，改革一再推行，却仍然难有改变，这到底是何道理？这些问题折射的其实是医改的巨大困境。

 

　　卫生部原副部长孙隆椿最近说，中国医疗体制改革改了这么久，实际上核心问题还“没有真正起步”，所谓的“医改进入深水区”不过是一句含糊话，至于深水在哪儿，要往哪里游，全然不知。他认为，医改要注重顶层设计，就是要将重点转向“预防为主”，这才是卫生部门医疗工作转型的大是大非问题。

 

　　对于他的观点，很多人深以为是。如果医生的工作主要放在令人不生病上，那么过度医疗肯定就不治自愈了。

 

　　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甚至说得更直接些：在健康维护的“疾病预防-临床诊疗-临终关怀”三个有机环节中，医改的大部分精力集中在了临床诊疗阶段，疾病预防做得不够，因为它不能给机构带来经济利益，也没有“显性政绩”。

 

　　他还评价说，过去几年的医改，更多是在技术层面使蛮力，比如取消以药养医，号召医生多点执业，推行医院等级评审等，左冲右突，到头来也没有真正突围，真正指向重点难点的体制机制改革和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改革等，也难形成气候。

 

　　庄一强的话在“走廊医生”事件中颇能显示其意义。因为兰越峰讲到，医生过度医疗的表象下面是有一套创收机制在支持的，并非纯粹良心坏死。这套机制包括明确的经济指标体系和人员考核办法等。在此机制下，科室收入多少、医生奖金几何直接取决于从患者身上“割多少肉下来”。于是，在缺乏任何约束的情况下，科室、医生不免就大割特割起来，以至于发展出科室的“双算”分成办法，以至于“谁挡道就推倒谁”，即便你曾经是自己人。

 

　　面对此种情况，道德的重申和谴责已显多余。不管你骂医生是披着白衣的狼也好，也无论你翻出发黄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也罢，在强大的组织和系统的制度面前，它都显得苍白无力。它已然不能约束医生走向堕落，同时也无法为他们抵抗腐蚀时提供保护。

 

　　诚如庄一强所说，医改要在体制上下功夫。如果想改变过度医疗，不让医生的手乱动，根本的要改变医生、医院的激励约束机制。如同一场牌局，要通过改变规则来改变玩家的行为，而不是靠看似痛快的道德说教。

 

　　现在，医院和医生的状态早已不是当年以药养医启动之初可比，妄想通过简单的取消药品加成隔断医药利益输送不免太过幼稚。

 

　　在“葛兰素史克行贿门”中，人们已经发现，医生和药企之间早已形成了隐秘而牢固的利益纽带，其中花样之多让人错愕，它已经不可能靠形式上的办法就能剪断和裁除——即使医院不设药房，医药代表进不了科室，药企就不知道哪个医生卖了他们的药了么，就不知道该给谁回扣么？

 

　　“走廊医生”事件则向人们揭示，在医院内部，这个体系已经发展到了怎样的地步。它不仅细密、复杂而有效率，而且能够“劣币驱逐良币”了——你不和我们玩，你就滚蛋。

 

　　种种景象告诉人们，医改必须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要敢于碰“硬”。医生的处方权必须加以规制，必须更为透明，置之于社会各方监督之下，方能使之不再沦为药厂、医疗器械厂的衍生物。同时，医生的收入必须来自他为患者服务的价值，而非为药厂工作的卖力程度。

 

　　与此同时，政府与医院的关系也需谨慎梳理。在“走廊医生”事件中即可看到，政府有关部门作为利益相关方，它的公信力已然损伤。新医改的另一项任务管办分开似乎更需发力。

 

　　当然，这不是容易的事。它妨碍太多人的利益。可是，既然医改是世界性难题，那就不要寄希望任何捷径。这里没有懒可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