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共同抗疫的中国主张释放了什么信号？
发布时间： 2020-05-22 16:28:49 | 来源： 中国网 | 责任编辑： 张丰
中国网：“中国访谈，世界对话”，欢迎您的收看。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于今年5月18日至19日以视频方式举行。18日晚，应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发表题为《团结合作战胜疫情，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致辞。此次大会取得了哪些成果，如何理解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国访谈》节目特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军红研究员进行解读。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军红。（杨佳摄）
中国网：刘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刘军红：你好！
中国网：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持续了5个多月，一方面世界各国人民在同疫情作斗争，另一方面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人物忙于“甩锅”，忙于搞政治斗争，特别是美、澳纠集一些国家来攻击世卫组织，甚至针对中国搞所谓的“独立调查”和索赔。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习近平主席应世卫组织总干事的邀请，在大会开幕式上致辞，这说明了什么？
刘军红：这说明，第一，中国作为世界级的大国，在负责地提出自己的主张，同时也对中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和世界共同抗疫尽了自己的责任。第二，也反映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在世界舞台上不断崛起的大国，它对疫后世界秩序的一种负责任的表现。
中国网：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提出了“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样的提法。我们知道，之前习近平主席提出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如今又提出了“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有什么新的内涵？这一理念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什么发展？
刘军红：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说是我们对未来的国际秩序、国际社会发展形态和未来的走向有一种期许，有一种理想性的总构架。这个总构架可以理解为是总论。“卫生健康共同体”我们可以理解为具体的一部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也可以说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这次疫情的推出和推动整个社会去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也是我们在利用所谓的一次坏事，把坏事转成好事的一种表现，包括这次习主席做公开讲话，也反映出我们光明磊落、公开大方的心态和负责任的表现。
中国网：习近平在致辞中提出了六点建议，其中“加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建议属于全球治理的范畴，需要具体的办法和方案。习近平主席过去在多种场合提出过有关全球治理的想法和建议，我国政府也有一些具体的做法。请您结合以往的经验，谈谈您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理解和看法。
刘军红：首先，全球治理是个冷战结束之后的概念，也就是在1989-1991年，世界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个变化最突出的一点是冷战结束。冷战结束意味着过去意识形态的对立、两大阵营的对立，包括两大平行市场的对立情景实际有个根本的改变。如果说冷战时期是“一道墙、两个市场、三个世界”这样一种格局的话，那么这一道墙，也就是柏林墙倒塌以后，整个市场打通，接下来应该说进入全球大竞争的时代，由此引起全球化的进程。在这样的进程里，摆在人类和国际社会面前的一个问题是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
如何去应对这样的新的国际社会，需要一种新的国际秩序。这种新秩序的构建，实际上有各种各样的提法，其中一个流派或提法，就是“全球治理”，这主要是勃兰特——欧洲那边的提法。这个提法反映的是，要积极地应对冷战结束之后我们面临的非传统安全中的一些问题。这一次的疫情恰恰是非传统安全中最典型的一种表现。针对这样的疫情，我们不仅要团结各国人民、各国各地区共同抗疫，同时还要考虑如何更加有效、持久地，可持续地抗疫，保证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身心健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提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样的概念，它和“命运共同体”和“全球治理”是一脉相承的，是一个现象发展出来的概念。
中国网：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六个建议以外，习近平主席还在致辞中提了中国推进全球抗疫合作的五大举措，这五大举措和刚才说的六点建议是相呼应的，其中这些举措也在多处涉及到了非洲，为什么非洲在这些举措中占的份量如此之大？
刘军红：非洲这块有特殊性，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最密集的地区，它也是全球最落后的地区。从过去各方提出来的对外援助发展方向上看，也是重点以非洲的健康、传染病的防治、发展等等为主要的议题和目标。这一次（非洲）比较突出，一方面（是因为）非洲人口比较多，国家也比较多，又比较落后；同时，它应对疫情的能力相对落后。这样，（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作为世界级的大国，以及世界联合起来共同抗疫，从这个角度去看，都应该以非洲为重点，重点防范非洲发生大面积的人类瘟疫的灾难。所以，习主席在讲话中明确提出来以非洲为重点，作为重点援助和帮助的地方。这样看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客观条件的。
中国网：就是这个时候显示出来了我们一个大国的担当？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军红做客《中国访谈》演播室。（杨佳摄）
刘军红：对，大国担当。这方面我们做的是比较积极的，比如在50多个国家中，我们在非洲当地就有46个常驻医疗机构，那样就立即启动进行援助；同时我们也提供了比较丰富的战略物资和医疗物资进行援助。
中国网：本届世界卫生大会还通过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决议，确认了世卫组织的关键领导作用，呼吁成员国向世卫组织提供可持续资金。您如何评价这个结果？
刘军红：这反映的是世界有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面对人类的共同灾难，面对人类共同的敌人，也就是说非传统安全这样的不分国界、不分民族的威胁时，我们需要团结起来，同时还需要以世卫组织为中心，建立以世卫组织为中心的共同防治体系，才能有效地应对这次危机、这次疫情。所以，这次提出来是以世卫组织为中心的援助体系，总体上看，它是符合当前的现实情况的，应该说也是有效的。
中国网：说到全球抗疫的话，自然绕不开一个国家，就是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月20日一大早就发推文，威胁世卫组织，如果不在30天内改革的话，他就永久断绝资金支持并且退群。美国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么做会带来一些什么恶果？
刘军红：这和特朗普本身以及特朗普所执政下的美国是有关系的。从特朗普本身来看，他从2017年刚上任第二天就去登记总统选举，就是下一任选举，第二天他就去（登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他的第一任期实际是选战的，也就是选战阵营，这样看，他实际把自己摆在了在野党的位置上。所以，他的整个任期就要为下一任期的竞选服务，这样他的内政要求可能就要突出出来，他在国际政治、国际舞台上的一些处理方式和方法显得有一种在野党的状态——什么都反，什么都不遵守这样的状态。
接下来另一种问题是，世卫组织的改革和世卫组织本身的地位及性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世卫组织是联合国体制中的一个机构，如果世卫组织要改革，那么也应该在联合国体制改革的框架下推进它的改革。另一方面，作为成员国的义务是缴纳资金来支持联合国体制中的机构运转，这是联合国体制的一个基本状态。所以，联合国体制本身是不挣钱的，它大部分资金运转需要成员国来捐助，这是它的一个特殊性。如果作为一个最主要的成员国，你不愿意去履行这样的义务，那么也就意味着你不能享受这样的权利，也就是说自动放弃义务，同时也自动放弃权利。
接下来，如果特朗普威胁说他要推动这样的改革，那么首先你要尊重联合国体制下的改革，现在看，他的这个举动应该说还是为他自己的内政服务或者为他的选举服务的一个表现。
中国网：您如何看待世卫组织的资金来源问题，是否担心世卫组织出现没钱的窘境？
刘军红：目前看应该不会，因为一方面，各个成员国——所有的成员国都没有说我不交钱了，我不捐钱了；另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大国，作为世界级的经济大国，中国主动地在履行自己的义务，在尽自己义务的同时也在积极地推动以世卫组织为中心的体制发展和扩张。特别是这次习主席提出来，我们要拿出20亿美元的支持资金，这个框架对提振以世卫组织为中心的联合抗疫的体制，应该说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中国网：如果美国真的就退群，是否真的会给世卫组织接下来的工作造成影响呢？
刘军红：最重要的，如果它退群，可能对于它自身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世卫组织正常运转的影响。所以，世卫组织正常运转，200多个国家，现在看应该没有什么问题，重要的是，我们有个共识性的东西，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人类的卫生、生命健康这样一个的共同目标。
中国网：在这次大会召开的前夕，国际上有这样一个消息，由澳大利亚发起、针对中国的疫情独立调查已经赢得了多个国家的支持，但实际上，世卫大会通过了由欧盟起草的针对新冠疫情应对的决议草案，和之前澳大利亚提出的对华进行“独立调查”的方案完全不同。更戏剧性的是，据说之前存在感刷得最厉害的美国竟然没有支持这一方案。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刘军红：这背后反映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也就是说过去，在历史上实际是有一本书，书名是《火器、细菌与世界》（注：译名为《枪炮,细菌与钢铁》）。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可能改变国际社会或人类社会秩序的只有两个东西，一个是火器（武器），另一个就是细菌（瘟疫）。那样看的话，一般情况下对战后或疫后的秩序，各国都会非常关心。那也就是说，在疫中和战时的时候，各国都会关心战后或疫后的秩序会怎么样。
那样看的话，有一些相对实力比较弱一些的国家，会有一种对疫后和战后秩序的焦虑，它可能知道，到后来它会对秩序没有什么发言权。所以，它希望能够比较早地提出自己的声音，按我们的说法，可能说得不太好，那就是“话把子”，或者是“音控”，这样的一种表现。当然，这种表现有它的意图，但最终关于秩序的建设或者重建，那遵循两个：一是现实主义的权力，另一个是理想主义的认同。这两股力量能不能在一个平台上、在一个时期里面交融，达成某种共识，它将决定着未来秩序的基本样式和走向。
所以，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这次疫情一个特别明显的特点，从中国这边首先暴发，然后接下来在大西洋两岸，也就是近代工业文明的发源地，美欧同时暴发。到目前看，无论是感染者数还是死亡者数，还是死亡率，美欧都是突出的，都是非常关键的。另一方面，美欧作为当今世界上最主要的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就具有相当的实力。在这种实力上，它也不会轻易地放弃疫后秩序的主导权，所以，它不会轻易地说：让澳大利亚挑头去做这样的事情他不会支持的。所以，最终的结果是：欧洲拿出一个方案，然后美国说我不支持另一个方案。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中我们就达成一种共识，按照科学的方法去做疫情中的比方说源头的调研，但目的是以科学地追踪源头的方式，最终防止疫情再一次发生，这样一种调查或研究的结果，而不是澳大利亚提出来的，说我单独调查，然后单独整治，要求所谓的“索赔”等等这样一些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