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唇典》：一部难得一见的史诗性长篇

发布时间： 2018-07-25 10:44:31   |  来源： 北京青年报   |  责任编辑： 张丰

◎王春林

第七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首奖7月17日在香港揭晓，东北作家刘庆以其长篇小说《唇典》摘取这一殊荣，颁奖礼将于今年9月举行。继贾平凹、莫言、王安忆、阎连科后，刘庆成为第五位获此奖项的内地作家。

第七届“红楼梦奖”决审委员会的评语是：“刘庆的《唇典》是一部气魄宏大的作品，描写库雅拉族人如何在动乱的世界中挣扎求存，调整了自己与人世的关系。”“刘庆善于描绘人的感情，小说中更呈现了在中苏边界上库雅拉人的村镇中，多元种族的混合，包括满人、汉人、俄国人、日本人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唇典》口耳相传时代留下来的经典，生动地呈现了整个族群，在动荡战乱中鲜活的人物列相，以及萨满文化的余晖和没落，是一部史诗般的巨构。”

在具体展开我们的论述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对于何谓“史诗性”问题作必要的梳理与澄清。在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又平看来，所谓的“史诗性”，“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的最高级别的形容词，称道一部作品是史诗，也就是将这部作品置于最优秀的行列。因此‘史诗风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作为一种文学理想一直为作家所企慕、所向往，形成了作家的‘史诗情结’。当一部作品具有宏大的规模、丰富的历史内涵、深刻的思想、完整的英雄形象、庄重崇高的风格等特点时，便可能被誉为‘史诗性’”。

对于“史诗性”问题，文学史家洪子诚的看法同样值得注意，虽然他是将二者合二为一加以谈论的。洪子诚认为：“‘史诗性’是当代不少写作长篇的作家的追求，也是批评家用来评价一些长篇达到的思想艺术高度的重要标尺。这种创作追求，来源于当代小说作家那种充当‘社会历史学家’，再现社会事变的整体过程，把握‘时代精神’的欲望。中国现代小说的这种宏大叙事的艺术趋向，在30年代就已存在。……这种艺术追求及具体的艺术经验，则更多来自19世纪俄、法等国现实主义小说和20世纪苏联表现革命运动和战争的长篇。……‘史诗性’在当代的长篇小说中，主要表现为揭示‘历史本质’的目标，在结构上的宏阔时空跨度与规模，重大历史事实对艺术虚构的加入，以及英雄形象的创造和英雄主义的基调。”

“然而，我们虽然承认‘史诗性’与‘宏大叙事’的式微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史上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同时却也必须为这屡被诟病的‘史诗性’和‘宏大叙事’作出相应的强有力的辩解。在我看来，‘史诗性’与‘宏大叙事’在当下时代屡遭诟病的关键原因乃在于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它们与当时那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联……事实上，文学史上所曾经出现过的所有艺术样式之间都没有所谓的高下与先进落后之分，我们需要认真关注的只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故事内容适合于以什么样的一种艺术样式加以表现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就确实存在着一个为新时期文学以来屡被诟病的‘史诗性’与‘宏大叙事’正名的问题。……我们全部努力的目的仅只是要将‘史诗性’与‘宏大叙事’从一种被莫名歧视的境地中解放出来，使其真正成为多元化文学样态中的一元。”

在具体展开对于刘庆《唇典》所具“史诗性”特征的讨论之前，有必要指出的一点是，虽然王又平和洪子诚两位都有关于“史诗性”的精辟见解，但相比较而言，我更倾向于洪子诚的观点。也因此，我们将主要依据洪子诚对“史诗性”内涵的界定来分析刘庆的《唇典》。按照洪子诚的说法，所谓“史诗性”，应该具备四个方面的内涵。首先，“揭示‘历史本质’的目标”。

刘庆之所以用长达15年的时间来潜心打磨这部沉甸甸的厚重长篇小说，其根本写作意图，正是要通过这部作品以表现20世纪前半叶东北地区一部复杂曲折历史。正如同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已经明确指出过的，《唇典》，既可以被看作一部旨在呈现东北抗战历史真实境况的长篇小说，也可以被理解为一部旨在透视表现东北人在20世纪前半叶苦难命运的长篇小说。在其中，作家一种力图穿透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以把握历史本质的努力，是显而易见的。虽然说作家最后得出的结论——一部历史不过是一部“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城头变幻大王旗”式的折腾史——未必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但刘庆如此一种写作努力的存在却无论如何不容轻易忽略。其次，在结构上的宏阔时空跨度和规模。一部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至1945年苏联红军的出兵东北为主体，叙事时间从20世纪初叶的1919年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的长篇小说，其宏阔时空跨度的存在，当然不容否定。

其中，实际上隐隐约约地存在着三条时有交织的结构线索。其一，是郎乌春与满斗父子的戎马生涯;其二，是以柳枝为中心人物的一种东北日常生活图景;其三，是以王良与苏念为中心人物的另一种戎马人生的书写。拥有这样彼此交织的三条结构线索后，《唇典》的庞大叙事规模自然无法小觑。第三，重大历史事实对艺术虚构的加入。作为一部叙事时间跨度长达一个世纪的长篇小说，诸如“九一八事变”、满洲国成立、日本战败、苏联红军出军东北、土改乃至“文革”这一系列重要的历史事件都进入到了作家刘庆的艺术表现视野之中。尽管未能直接指认郎乌春、王良等人物的真实历史原型，但在酝酿构思这些主要人物的过程中有着杨靖宇、赵尚志及周保中等真实抗联历史人物生平事迹的有效介入，却无论如何都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最后谈谈英雄形象的创造和英雄主义的基调。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究竟何为英雄。倘若延续传统的道德完美化的英雄标准，则《唇典》当然与英雄形象的创造几无干系。然而，如果我们转换思维方式来看取《唇典》，则无论是郎乌春、满斗父子，抑或是王良，事实上都可以被看作是拥有多年戎马生涯的江湖英雄。甚至，就连那位为《唇典》提供了人道主义精神尺度的李良萨满，也不妨被视为平民中的英雄。这些人物形象的英雄气概弥漫开来，就进一步构成了《唇典》这部长篇历史小说的根本艺术基调。同时具备了洪子诚所界定的四方面内涵，那么，刘庆的长篇小说《唇典》之“史诗性”艺术特征的具备，自然无可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