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她，漂浮在海上的那根稻草

发布时间： 2018-06-04 15:57:19   |  来源： 中国网健康   |  责任编辑： 张丰

2008年，组织上决定我从军队转业到地方工作时，对自己到地方后选择什么样的岗位，是没有规划的，既未到接收军转干部的单位去拜访，也未参加相关部门开办的应对考试培训。

因当时已有允许条件具备的转业军官自谋职业规定，且有转业军官自谋职业的先例，我抱着走一步是一步的想法，参加并通过数家单位考试后，获知我可与原北京市卫生局签约从事卫生信访工作。但从社会上听说干信访比较苦和累的爱人有些担心，告诉我信访工作不好干，可能还要受气。或许与信访工作有缘，我再次拒绝了到国家某部委工作的机会。当时我对爱人说，别人说信访工作不好干，我偏把她当作关乎自己生命的一根“稻草”来对待。

人的一生中，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稻草”。而写作，虽然算不上拯救我生命的那根“稻草”，但对于我生命、生活、工作的质量与价值，产生过很多帮助。

就说我从事卫生信访工作的那段岁月。选择从事卫生信访工作时，曾有过一些考虑：自己在部队工作二十多年间，无论在哪个岗位上，都经常与写作与文字打交道，挑灯夜战，冥思苦想，反复字斟句酌，睡眠减少，眼睛总是疲惫不堪。而干信访接待来访群众可能会说得多、写得少。上班当天，我不厌其烦同信访人员讲道理，直到口干舌燥，嘴皮开裂。经过一段时间，卫生信访大幅度下降，组织和领导为此时常询问有哪些经验。特别是知道我曾出版好几本专著后，点拨到：“写作是你的立身之本，老本行不能随便丢”。

领导的表扬加提醒，让我又扎进了文字的耕耘之中。很快，市卫生局做好信访工作的一份接一份经验材料，刊在了《人民信访》《卫生信访信息》《北京信访》等刊物上，我自己还在电脑桌面上建了个名叫《我和你流着同样的血》的文件夹，计划写365位信访人员的故事。他们中有拿着长刀来找我信访的，有用酒瓶砸我的，有用砖头准备砸我的，有跪在面前希望我提供帮助的，有给我写检讨书的，有在法庭上看到我后当庭要求撤诉的，也有趁我不知道时送锦旗和感谢信的，还有路上遇见我后当即招呼妻儿一起向我下跪表达诚挚感谢之情的……

我离开信访岗位前，时任主管领导希望我将从事信访工作的一些经验体会写出来。对此，我不敢懈怠，加班加点，写了《办法总比困难多》《打开心结化纠结》等15篇心得体会，近十万字。后来，北京市《2012年度群众来信办理案例选编》、北京市《领导干部及公务员“学法用法依法行政”心得体会优秀征文选编》等，先后收录了我撰写的部分心得。

这些凝聚着我工作实践的写作成果，是否产生了影响和价值，我没有计算也无法计算，但至今还有一些同志，私下与我交流信访工作方面的问题。一位工作在国家部委并到国家信访局挂职的干部，按照我的指点，时常针对群众信访的突出性、倾向性问题撰写专题报告，有的受到国务院领导充分肯定，推动了问题的彻底解决。

写作，作为与我生命、生活、工作有关的那根“稻草”，其贡献和价值远远不止这些。

因为写作，我认识了爱人并拥有了温暖的家庭。至今，我和爱人常为到底是她先追我还是我先追她而“扯皮”。因为我“能写”，分居两地的爱人年轻时，曾对我挺佩服，常把我的作品，分享给亲人和同事。有一次，一字不识的岳母，听了我写并发表在报纸一版头条的通讯《把奉献之歌唱得更响》后，流下了眼泪，说“我这个三女婿（爱人在家排行第三），这辈子可能会铁心在部队干了，老三要吃更多的苦了”。我清楚记得，《把奉献之歌唱得更响》那篇通讯，在报纸重要位置发表后确实受到好评，被责任编辑和社领导作为范文，但确实没有想到，居然还打动了大字不识一个的岳母大人。

就因为有点爱慕我会“写作”，爱人带着小子跟着我东奔西走，南来北往，仅在北京就搬家三四次。一到搬家，最忙和最操心的她，就会看到那些保存在柜子中的奖章、证书，还有一堆一堆的资料、一捆一捆的书籍。对此，她总要自言自语“你这些奖章和荣誉证书能换成钱就好了”，总要反复提醒“你那些书，那些资料能不能扔掉一些！”

或许，这就是爱之愈深，责之愈多吧。

因为写作，我从偏僻的乡村来到了京城。

我的家乡，曾是比较偏僻和贫穷的，人多地少。因为去最近的乡镇有一段长达三里的坡路，地名就叫三里坡，家庭地区条件相对比我好一些的爱人，对此常念叨说“有女不嫁三里坡，一嫁过去就吃红苕坨坨”。

我当兵后，因为工作的特殊性，驻地也很偏僻，甚至比我家乡还偏僻一些，属于典型的山高沟深。只有一条街道的镇和两三条街道的县城，远在七八十里外。后来因工作需要被调到军级机关工作的我，驻地也处在某地级市的郊区。

因为“能写”，我由一名义务兵改选为志愿兵又被提拔为军官。我担任志愿兵（后叫士官）并因工作成绩突出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几年后，自认为已对得起培养我的部队了，遂将书籍和一些杂物托运回了老家，准备转业回故乡与亲人团聚。不料，所在部队突然承担了全军管理工作试点任务，时任某部副参谋长、后来当选“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并被中央军委授予“忠诚履行使命的模范指挥员”荣誉称号的杨业功将军，命人电报催我归队。几个月后，出色完成经验材料、十多部电视专题片脚本和数十期《管理简报》编辑任务的我，作为一名士官，获得了“特别”的荣耀：总结提炼的小远散单位管理“三法”（“小”的放大管，“远”的拉近管，“散”的集中管），受到军队总参谋长充分肯定，被写入中央军委文件，在军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军队著名管理学专家、军事科学院博士生导师王安将军，获知核心期刊《军事》杂志因为版面原因想先撤下我的文章后，专门致电编辑部，要求将他本人稿件撤下来，以保证我的文章发表。他告诉编辑部说“王开斌的文章，对军队加强小远散单位管理，具有革命性意义”。

得益于写作，加之其他方面也不错，经组织上层层审核把关，我参加了第二炮兵（现火箭军）预提军官培训班，并由此进入了现役军官行列。

因为“能写”，刚担任军官一年多，我又接到了到第二炮兵总部机关“帮助工作”的通知。工作之余，我撰写经验材料，编辑经验材料，采写并发表新闻稿件、言论随笔文章。“不停地写”的我，个把月就顺利通过组织考察，成为总部机关的助理员、干事。随后，根据组织决定，我先后深入长江抗洪抢险前线、抗击非典战场，撰写的多篇调查研究报告、理论学术文章、新闻作品，又被收入中央军委领导主编的《中国当代军事文库》、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主编的《全军抗洪抢险后勤保障文集》，并到人民大会堂领取了中宣部、中国记协颁发的全国优秀新闻作品奖。

随着职务的晋升，爱人和小孩随军到了北京，一家人终于结束分居多地的生活。

因为写作，我认识了很多的领导和朋友。作为一个小小的“笔杆子”，曾担任某杂志编委、某部队副司令员并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岗位退休的谭悦新将军，与我成了“忘年交”，亲自撰写反映我事迹的文章；杨业功将军在获知我将调入北京总部机关工作后，手书“无极”二字相赠（至今被挂在我家小小的客厅），希望我追求更高更完美的境界；新华社社长郭超人（已病故）、总编辑南振中，虽至今未曾经谋面，但他们看到我在《中国记者》杂志发表的一篇篇文章后，寄来了签名的贺年片；已故作家汪曾祺，则是给当时并未出道的我，寄来了毛笔签名的小说集《晚饭花集》；《和平》杂志社长、《村委主任》杂志社副社长、北京诗派创始人谯达摩教授，一次次电话，希望我多给他写点长短句点（新体诗）……当然，还有那些每天都希望看到我微信作品的一个又一个朋友们。

因为写作，我拥有了自由思考的天地。我思考如何把组织和领导交给的每一份工作任务高质量完成，我思考如何将工作成果转化为文字，转化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因而，无论是担任炊事员，还是担任处长，总有喜讯传出。我思考同一件事、同一项工作，经验材料应当如何入手，学术文章有哪些新招，新闻作品的角度，言论随笔的看点，而不同的写法之间，有没有相同点。由此，结集出版的个人报纸一版头条消息作品选《台前幕后》，既有发表在报纸突出位置的“台前”旧闻，也有我如何写出这些稿件、这些稿件何以能够在重要位置发表的“幕后”新闻。而这样的自由思考、换位思考、交替思考，让我的每一篇作品，都充满了“正能量”。就在2018年5月31日，拙作《“碎片化”时间与“碎片化”文字》在《中国网》刊发不久后，一位杂志社主编，给我发来了这样的微信：“‘碎片化’的表象下渗透着几十年的坚持不懈，平凡无语的日子被您的笔头点缀得厚重而烂漫……诸多看似的不假思索，更多地是经过反复的深思熟虑……”

写作，曾经是、现在依然，像漂浮在白浪淘天的大海中的那根稻草。

因为抓住了她，便有了今天的我。(王开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