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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化”时间与“碎片化”文字

发布时间: 2018-05-29 15:26:35   |  来源: 中国网健康   |  责任编辑: 张丰

 

以“碎片化”作本文的标题,得益于一位领导同志的点拨。当时,根据组织决定,她同我进行任前谈话。获悉我几乎每天都要利用一早一晚写点文字时,她称赞我把“碎片化”时间都很好地利用起来了。

而“碎片化”的文字,始于我记忆中的名作家浩然。他写过《艳阳天》、《金光大道》等优秀作品,这些作品的一些素材就来源于他保存的小纸片和树叶。据称,他走到哪、记到哪,有时为防止丢失和遗忘,就把灵感和一些细微小事写在小纸片或树叶上,然后再进行整理。

我笃信到死也无法达到浩然作家那样的成就,但他把零散时间很好利用起来,把零星资料归集成为一庞大资料库,是值得学习和实践的。

我不是专职的作家、记者。在部队工作其间,我打过坑道、当过战士、炊事员、文书、班长、书记员、报道员、司务长、助理、干事、副处长等,转业到地方工作后,我作为副调研员、副处长、处长,本职工作是打坑道、煮饭、保管军械(含文书档案)、行政管理、后勤保障、宣传教育、信访、依法行政、卫生计生监督、安全生产等等。写材料,写新闻,写评论(言论),写诗歌散文,写理论研究文章,全部属于业余,组织和领导从来没有在“写作”方面给我下达过指标、任务。换句话说,我在《人民日报》、新华通讯社、《解放军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报刊电台发表的数千篇作品和已经出版的《我是一个兵》《人生本来简单》等4部专著,包括撰写的数百份经验材料和十多部供所在部队使用的电视专题片脚本,多数是靠领导称赞的“碎片化”时间,也可以叫自我支配时间。

让“碎片化”的时间变成“碎片化”的文字,需要高度自觉,有一些方法路径。

一是要多做、多干。事非经过不知难。任何事情,自动亲自动手去做,去干,去实践,就会琢磨出门道,掌握到技巧。在军队工作20多年,我在6个连队工作过,在团级机关、军级机关、总部机关工作过,在司令部机关、政治部机关、后勤部机关工作过,转业到地方10年来,已经在3个处室工作过。工作岗位和部门多,经历多个岗位学习锻炼,接触多种工作方式和模式,认识多样性格的领导和同事,自然而然就容易总结出经验和摸索出一些规律,将这些经验和规律进行清理,结合起来,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东西,就可以演化升华成文字。举一个真实的例子。今年2月,我看到《人民信访》杂志刊发了一则“新时代新作为”有奖征文启事,立即想起自己曾经从事过4年的卫生信访工作,想起我在党委(党组)领导下,参与和协调化解的一个又一个信访案件,接待的上万名信访人员,想起自己如何努力化解矛盾、帮助解决人民群众疾苦和努力维护政府部门的形象。于是,在午休的个把小时里,我写出了《一定要学会算账》的文章邮寄给《人民信访》编辑部,并得到了“准备刊发”的回复。

二是要多看、多学。古人讲三人行必有我师。善于观察发现并善于学习,“碎片化”的时间就会成堆成整,“碎片化”的文字就会奔涌而出。20来年前,我经过合肥时,在一条街道上看到一个小商贩,为了推销自己手中的“穿针器”,一边大声吆喝,招呼过往行人,一边比划如何使用。见用他手中的“穿针器”穿线,确实速度比较快而且准,我立即写出了一篇市场快讯类的文章,名字叫《声声叫卖“穿针器”》,《安徽日报》刊发后,很多读者寄钱,要求购买这种“穿针器”。又一次,我随工作组到某部一个连队检查,突然听见连长在喊“大元帅,来打牌”。这句话让我脑海里突然闪现一个念头,一个连队,哪来的元帅?经过询问,我获知,这个连队有10个志愿兵,分别担任施工员、驾驶员、保管员、爆破员、炊事员、管理员等,是连队领导的左膀右臂,是其他战士的兄长,他们架起了党支部和战士之间的桥梁。很快,我撰写的通讯《台车二连的“十大元帅”》在报纸上刊发,后来又荣获优秀新闻作品二等奖。

三是要多想、多思。行成于思而毁于随。想和思,是一个去粗取精、支伪存真的过程,也是梳理素材、将零散杂乱的东西进行组合的过程。时间对于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文字,也是每个人都可以共有和共享的。把一些看似不相关联的事物,把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人物事件,串联一下,想一想其中的联系,思考一下到底属于巧合、属于偶然,还是属于必然、属于天然,就会有不一样的结论,不一样的发现,不一样的文字。思,在写作上,也叫打腹稿,打好了腹稿,无论是用手写还是用计算机写,有利于一气呵成。2000年,我结集出版第一本专著(王开斌通讯作品选)——《我是一个兵》时,在搬了几次家的木头箱子中发现了《终身难忘》一文的底稿,那是用蓝色钢笔写在七八页大横格纸上的,虽然字迹不是特别工整,但没有涂改一个字,是连贯写完的。重新看完草稿,内容生动,情节感人,文中包括部队将军、农村党支部书记在内的十多名军人、村民的形象,栩栩如生,他们的言谈举止时时浮现在我眼前。我决定将该文一字不改地收录到作品选中。转眼过去十多二十年,几位业内人士读了这篇多维度、立体化,反映某部队军人在突发特大山洪到来面前的沉着与果断,反映革命老区群众奋力相救遇险军人全部安全脱险的事迹的通讯,给予充分肯定,并建议电影等新的形式进行再挖掘、再宣传。仔细想来,这篇通讯之所以还保持着生命力,就是我当时听了同住一层楼两位主人公的讲述后,立即在脑海里放电影,将他们的经历与讲述,进行了深入的构思,安排好了融入文章的结构,然后落笔不悔。

四是要多写、多练。我的微信朋友圈中,有不少的诗友、作家,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发原创作品。既然是原创,就得靠一笔一划、一字一句地写出来。我经常对独生儿子讲,如果想在报刊电台上露面,如果想成为一名作者,就必须写,必须经常写,没有任何编辑记者会平白无故地在作品里署上你的名字。事实上,多写多练,久久为功,既可以体会到作文的真谛,也会明白写文章实际上就是那么简单的事,如写新闻,要讲究真实和时效性,肯定以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结果外加原因进程为主,写小说,就是要把芝麻大的事情写成西瓜,要把陈年旧账翻出来,而写言论,重点要抓住一件事,进行点评、批判、引导,要给读者“一看到就很解气、很解渴”的感觉,写诗词,最核心的是用几个字、几十个字,把几百字才能说清楚的事情和情感,提炼出来。记得1997年7月2日,外地到北京帮助工作的我,住在西城区南礼士路地铁站附近,每天一早一晚散步时,见到长安大街两边有很多阅报栏,感到阅报栏有利于行人学习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也是一个城市承担社会责任和文明程度的标志。遂报着试一试的心情,给《人民日报》写了一篇言论,名字叫《京城看报》。7月7日,这篇言论文章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今日谈”专栏刊出。当时已经回到原单位等候调令的我,收到了数十位外地战友的祝贺电话。试想,如果我不写,《人民日报》怎么会有我的名字,我的作品;如果不常写,也不会发展到后来《人民日报》《北京晚报》和一些地级报刊,曾整版刊发我的文章,也没有《火箭兵报》一天刊发我七八篇文章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不常写,不常练,也就没有几千篇的微信诗作,没有几千篇文章的发表,没有几本书的出版。而时间呢,照样会从我出生的1965年来到今天的2018年,还会走向未来的2019、2020……

五是要多改、多投。无论是写公文,还是写文学作品,还是写理论研讨文章,认真改,敢于投,也是很重要的一环。依稀记得我从在连队当战士起一直到总部机关,写过数百份经验材料,2008年转业到地方工作时曾经梳理了一下,被印成铅字、收录到重大、专项工作经验材料汇编中的有200来份,每份平均5000字左右。这些年,撰写的公文,估计也有四五百份吧。这些经验材料和公文,相当部分经过了各级领导的审核把关,他们在审核把关中作了多处修改,有的被改得面目全非,有的仅改了三五两字,但我认为,哪怕是改一两个字,对我都有启发,都是我的老师。又记得1986年,我在某地级报纸学习新闻写作,见到《安徽日报》上辟有一个专栏,叫“报上不常见的人物”,遂简单采访一菜市场拔鸭毛的商贩后邮寄给《安徽日报》。当时,《安徽日报》周末版副主编、全国一级优秀新闻工作者、高级编辑费修竹老师,认为我的稿子写得还不够好,来信让我修改,并指出应当如何采访、如何写作。次年初,经组织批准,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到《安徽日报》求学,并选择要跟费修竹老师学习。当时,负责安排的人很为难,因为此时费老师已经带了几个武汉大学的学生。我又自己去找费老师讲明情况。后来,在费老师的悉心指点下,我采写的《修钢笔的父与子》等,在“报上不常见的人物”专栏发表,并引起了很大反响,多家报刊转载并发表评论。跟在费老师身边近10个月,看到他给通讯员和一些记者写的回信和修改稿,比通讯员和记者寄给他的稿子还长。对此,我深深体会到,作为第一作者,作为提供素材的的第一责任人,必须对原始的稿件、公文,精雕细刻,直到自己满意为止才投寄给报刊,才上报给领导。随着我坚持反复改和反复写与投,我的相当部分新闻作品和言论作品,连连刊发在《安徽日报》“军营生活”、《安徽青年报》“开怀篇”等一个又一个专栏中,10余家报刊电台给我发来了记者证、特约记者证、和通讯员证、特约通讯员证等等。

纸上得来终觉浅,要学真经靠躬行。把“碎片化”的时间,很好地利用起来,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碎片化”的文字,看起来也很简单,但组合起来,也需要时间。现实生活中,有的偏爱把空余时间用来运动健身,有的喜欢用空余时间美容化妆,有的喜欢用空闲时间打打麻将,而我用空闲时间拉拉杂杂、啰啰嗦嗦说下这些文字,权作为“萝卜咸菜,各有所爱吧”。(王开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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