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每一部作品呈现不一样的思考深度

发布时间： 2018-04-24 11:18:00   |  来源： 中国网   |  责任编辑： 许晴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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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提起刘震云，你可能认为他是多面的，能写作会编剧，也能在电影里客串角色。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等奖项。从《手机》到《温故一九四二》、《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有人评价刘震云的小说是善于用最幽默的方式来表达最深刻的哲理，用最质朴的语言来搭建最复杂的事物。尽管刘震云的作品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在多个国家出版，获得国内外多项大奖，但他依然称自己是作者，依然希望每一部作品都能呈现不一样的思考深度。2018年4月13日，刘震云被法国文化部授予“法兰西共和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以表彰他的作品在法文世界产生的影响。

本期节目，中国网《中国访谈》专访刘震云。

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刘震云接受中国网专访。摄影李佳

中国网：刘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中国网的采访。作为作家，您的书已经被翻译成法语并且多次出版，您也去法国当地跟读者进行过交流。您感受到，中法文化有哪些异同？这些特点是否给您的创作带来了灵感或启发？

刘震云：我觉得相同的地方就是，文学它反映的都是生活中的人，生活这个概念要大于两个民族之间的差异，比如说像政治的层面，像宗教的层面。我曾经说过，两个民族之间的交流最节省成本的是“文学”，因为大家读一本书，不管是读法国的巴尔扎克，包括雨果的时代、普鲁斯特的时代，加谬和萨特的时代，马上能知道这个民族他是怎么喝水的，怎么吃饭的，怎么谈恋爱的，一直到生孩子的。这点它跟中国的《史记》、《唐诗宋词》、《红楼梦》，鲁迅先生一直到我这个时代的作家，马上能知道民族和民族之间的差异在生活方面基本上是相同的，在社会的层面、政治的层面、宗教的层面都会有很多的差异。

像我的作品目前有七本书被翻译成法文，还有更多的，一本又一本，我随着这些书，包括书里的人物跟法国作者交流的时候，因为它是文学，它并不是一个社会的访问、政治的访问，也不是一个宗教的访问。所以你会感觉到，处于生活中的人沟通起来能够更加深入，也能够更加广阔。包括他读你的书，有很多反映说跟中国人是完全一样的。唯一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不是潘金莲》，一个人要想说一句话，为什么20年没有说过来？而且又经过了那么多社会和政治的层面，他可能不是会特别地理解。那我就跟他说，像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他马上就能理解。

法国产生过很多非常好的哲学家，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哲学的作者。我在读起来，别人就觉得有些书读起来特别的冗长，是不是特别的节外生枝？特别是像普鲁斯特和萨特的作品，我读起来没有太大的障碍。我不知道潜移默化对我的作品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但是一般影响都不会是特别表象的、具体的，它是潜移默化的吧。

中国网：您创作过多部脍炙人口的作品，其中《一句顶一万句》不但获得茅盾文学奖，也入选高考试题。这是您最满意的作品吗？

刘震云：我知道《一句顶一万句》里有一个私塾先生就是老汪，那段曾经入选过高考的试题，这是高考出试题的人，包括整个高考的试卷水平提高了。我不知道它被入选了，好像是上午考试。那道题的分值还是挺高的，我记得是25分，25分在语文卷里算是一个大题。我答下来后他们对照标准答案，我只得了5分，可见，这个考试出的标准跟你真正在创作作品时的想法不是一个系统。因为对作者来讲，你在写这个作品的时候还是尽量想把它写好，如果有不满意的地方，你回头能尽量把它给修复、修改或者替代，这个过程每个作者都会这么做。当一个作品真正出版之后，特别是你隔了几年之后再回头看，总是有些当时自己没有想到的东西，没想到不是当时没想到，而是几年之后你重新思考，这几年对同一个事物的思考，和过去你在写的时候不是特别一样。

中国网：您最喜欢自己的哪一部作品？

刘震云：我最喜欢能够把下一部作品给写好。

中国网：那您之前的每一个阶段的作品，能不能完全代表您当时这一段时间想表达的思想？

刘震云：肯定能够代表，因为当时就是你自己跟文学、跟生活之间的关系，当时就是处于那样一种层面的关系。当时你肯定是想写一部跟自己过去作品不同的一部新的作品，要是跟过去在创作思路上完全一样，这个作品可以完全不写。比如像《一地鸡毛》、《手机》、《温故1942》、《我不是潘金莲》、《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等能够看出来（创作思路不一样的），这一点对我还是有些安慰。是不是思考的深度比以前要进步了，进步对一个作家太重要了。比如说一个是感觉的进步，另一个是思考的进步，这个思考有时候只思考文学是远远不够的，思考生活也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网：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恰巧您是在40年前参加高考并考入北京大学，之后开启了您的文学创作之路。可以说，您是改革开放的体验者和见证者，您感受到这40年来，中国文学最大的变化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震云：最大的（变化）是它肯定跟时代紧密相连。这40年对于中国文学最大的影响就是国外的好多作品，不管是欧美的作品还是南美的作品，印度的、阿拉伯的、东南亚的，所有的作品你很快都可以看到。中国人是比较勤奋的，我出去走了30多个国家，我的书出版另外一种文字，你总要去做推广的工作。中国的图书市场基本上是世界上所有好的文学作品，包括他们新出来这些作家的作品，很快在中国的图书市场上能够见到。但是中国的作品能够走向全世界的也就那么几个作家，这个是一种很大的反差，这个反差对于中国文学是一件好事儿，你总是学习别人多，比固步自封和夜郎自大要好。

中国网：经过这40年的发展，中国文学作品的质量有没有一个大幅度提高？

刘震云：它肯定有大幅度提高。

中国网：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震云：像开放之后，一代一代的作家他的视野的开阔，整个社会的宽容度还是跟以前不一样的。创作最需要的前提就是创作自由，才可以对这个世界有更不同的认识。

中国网：刚才说到的这些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变化，给您的文学作品带来了哪些影响？

刘震云：当然会带来一些影响，但这个影响不是致命的。总是觉得生活的变化会很快，但这个很快都是外在的变化，像汽车、名牌包、互联网，基于所见的这些都是外在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人性的变化，人性的变化就是一千年还前进不了一厘米，这个比外在的变化重要的多得多，而且有时候它会牵扯到一个人的生活习惯。这种生活的变化在我的作品里有过体现，比如说我写过《手机》，人类出现手机之后，人和人沟通的机率极大的缩短了，那是不是心灵的交流也会极大的缩短，还是正好相反呢？当中人的语言习惯就是“我跟你说实话”、“我说白了吧”，但这个实话是因为手机更多了还是更少了？它也是个问题，这个距离跟嘴之间的关系，跟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手机是新出现的，（后来）互联网的出现，微信、微博（的出现）给人的生活都带来了极大的变化，这个极大的变化跟他内心的变化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个不是简单的能够回答，凡是简单的能够回答，用道理说一说就可以了。用道理说不清楚的事儿，文学会更适合把这种复杂的东西由一件事到另外一件事，举三反三，枝枝叶叶，更显现本来状态背后的东西。我原来写过一个作品叫《一地鸡毛》，等静下心来写鸡毛飞过20年、30年。当小林变成老林，他周围的人际关系、社会剧烈的变动，到底给小林到老林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动？这个事儿很复杂，既然复杂，就用文学把这个复杂的话给梳理一下。原来写过《手机1》，我还是想写由手机的时代变成互联网的时代，因为过去手机就是通电话，现在手机跟互联网联系在一起，出现了一个新的交流的方式。现在用手机打电话当然是一种方式，大部分都是在看着微信和朋友圈。

中国网：您的下一部作品还将关注现实生活中哪一方面？

刘震云：关注生活中的人，被平常每个人所忽略的情感、认识。文学说起来概念上非常地简单，生活中被忽略的地方，文学就产生了，这是判断一个文学到达什么样的境地的主要的标准。如果文学只是现实生活的一个单纯的反映，这种反映不必费力，我们直接看生活就好了。

（本期人员——责编/文字/主持：裴希婷；摄像：刘凯；摄影：李佳；后期：刘凯裴希婷；主编：郑海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