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和生：造一台“超级显微镜”

发布时间： 2018-04-23 10:46:51   |  来源： 科技日报   |  责任编辑： 许晴晴

“极简”是陈和生办公室的风格。房内的办公桌、茶几、沙发，都是最简单的摆设，唯一显眼的是贴在墙上的工程图纸。

就在这间略显单调的办公室里，这位已步入古稀之年的中科院院士，主持缔造了“国之重器”——中国散裂中子源。

3月25日，位于广东东莞的中国散裂中子源通过了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工艺鉴定和验收。建成后的中国散裂中子源成为中国首台、世界第四台脉冲型散裂中子源，填补了国内脉冲中子应用领域的空白。

这些成绩并未让这位中国散裂中子源工程总指挥停下脚步。4月的日程依旧被排得满满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守在东莞科研一线，每天早上8点上班，没有固定的下班时间。近日在工作间隙，他接受了科技日报记者的专访。

初出国门工作十多个小时是常态

时间回溯至72年前。1946年8月，陈和生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的一个中医家庭。1978年，陈和生顺利考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高能所)。此时，恰逢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教授应邓小平的邀请为中国培养高能物理研究人才，陈和生以扎实的专业功底脱颖而出，通过层层选拔成为德国汉堡丁肇中实验组的研究人员。

在实验组，来自全球的科研人员同台竞技。陈和生铆足了劲，经常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凭借扎实的功底和刻苦钻研的精神，他在实验组脱颖而出。后来，丁肇中从实验组15位中国访问学者中，挑选出2名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跟他攻读博士学位，陈和生是其中之一。1982年8月，他来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

丁肇中对陈和生的影响非常大。“在这里，我养成了严谨的科学作风，学会了严谨地做科学实验，我得到了非常好的锻炼。”陈和生说，丁肇中对科学的献身精神对他影响至深，一直是他学习的榜样。

如今，陈和生把这种科学精神传递给年轻一辈。他最想传给年轻人的有三样：“严谨的科学作风，对国家科学事业的责任感，以及对国家的忠诚。”

面对挑战相信“两军相逢，勇者胜”

1984年底中科院启动博士后试点工作。已在麻省理工学院做了半年博士后研究的陈和生回到祖国，来到高能所，成为中国第一位博士后。

1998年夏，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乃至中国高能物理发展陷入困境时，陈和生被任命为高能所所长。他提出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BEPCII)方案。

2000年前后，他主持制定了《我国高能物理和先进加速器发展目标》，全面规划了中国高能物理和基于加速器的大科学装置的发展战略。2000年7月27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主持国家科教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并听取了汇报，审议并原则同意了这个报告。

消息传来，整个高能所倍感振奋。令人没想到的是，正当大家满怀欣喜积极推进时，美国康奈尔大学宣称，其对撞机CESR采用“短平快”的方法，能比BEPCII早两年达到同样的的性能指标。

这一消息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美国康奈尔大学对撞机CESR的负责人曾经是高能所的高级顾问，在高能所工作了3年，对这里的情况非常了解。当时，有些人就非常迷信这位曾经的顾问，认为和美国竞争必死无疑;有的人丧失了信心，离开了高能所。

“我和国际上的专家讨论后认为，美国康奈尔大学‘短平快’的方案，不一定能实现，中国的设计方案，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做成。”陈和生回忆说。

于是，他在团队中喊出了一句催人奋进的口号：“两军相逢，勇者胜。”陈和生带领团队迅速对BEPCII方案做出重大调整，大胆提出在现有短且窄的隧道里采用当时国际最先进的双环对撞机方案。

在全体工程人员的精心设计、精心研制、精心安装调试下，BEPCII没有经历大的反复和挫折，按计划竣工，成为国际上最先进的双环对撞机之一。而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对撞机CESR只达到了其设计指标的四分之一，BEPCII则达到了设计指标。

“本来我们准备是美国的3倍，但是他们只做到了1/4，所以最后结果我们是他的12倍。”陈和生自豪地说。

全心投入把工程所在地当第二个家

陈和生把中国散裂中子源当作自己的孩子，它凝聚着他和团队的心血。2006年5月，他来广东为中国散裂中子源选址，最后选择了东莞。克服了重重困难，2011年10月中国散裂中子源终于奠基，陈和生担任工程指挥部总指挥和工程经理。

不久，他卸去了高能所所长的职务，一心一意地领导中国散裂中子源工程的建设。这一年，他65岁，头发已有些花白，身影也不似往日英挺。

“散裂中子源是用来自大型加速器的高能质子轰击重金属靶，引起金属原子的散裂反应，释放出大量的中子。这些中子形成非常强的中子束流，中子经碰撞减速后与样品发生散射，最后由中子散射谱仪接收。科研人员就根据这些中子散射的数据分析出被观测物体的微观特征。”陈和生说，“通俗点说，散裂中子源就像一台‘超级显微镜’，可以研究DNA、结晶材料、聚合物等物质的微观结构。”

从工程动工起，陈和生就把东莞当成自己的第二个家。对于自己的付出，他浑然不觉，反而很心疼团队里的年轻人。“年轻人平常要照顾孩子，送孩子上学、参加课外班等;等孩子上大学了，家里又有老人要照顾。”陈和生说，部分科研人员要离开北京，到2000多公里外的异地去工作，不是件容易的事。(记者 龙跃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