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掉“有色眼镜”，正视抑郁症

发布时间： 2016-10-12 10:17:36   |  来源： 中国妇女报   |  责任编辑： 许晴晴

　　原标题：摘掉“有色眼镜”，正视抑郁症

　　编者按

　　多少年前，一提到“抑郁症”三个字，人们总会把它与心情不好、睡不好觉、压抑郁闷等词联系在一起。殊不知，如今，抑郁症远远不是这般简单，它已经到了危及生命，给亲人朋友带来无尽痛苦的严重程度。

　　据统计，全球约有3.5亿人受抑郁症的困扰，全球每年因抑郁症自杀死亡的人数高达100万。预计到2020年，抑郁症可能成为仅次于心脑血管病的人类第二大疾病。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的主题是“心理健康、社会和谐”。作为心境障碍的主要类型，抑郁症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

　　

　　记者 耿兴敏

　　不久前，青年演员乔任梁疑因抑郁症结束了自己28岁的生命，再次唤起人们对抑郁症这一“隐形杀手”的关注。据统计，全球约有3.5亿人受抑郁症的困扰，全球每年因抑郁症自杀死亡的人数高达100万。预计到2020年，抑郁症可能成为仅次于心脑血管病的人类第二大疾病。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作为心境障碍的主要类型，抑郁症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和了解。

　　抑郁症不是简单的情绪不好

　　什么是抑郁症?作为一种精神疾病，现代社会对抑郁症的认识也日益充分，但依然存在一些不足和误区。抑郁是一种正常的情绪体验(抑郁情绪不是悲伤，而是缺乏愉悦体验)，并不是有抑郁体验就是得了抑郁症。当我们面对挫折、失败等负性事件时，产生抑郁情绪是一种正常反应，一段时间后，我们经过调整是可以走出来的。只有长时间(持续两周)、无原因处于抑郁状态中，才可能是抑郁症。

　　北京六院精神科的刘琦教授告诉记者，根据国内的数十项研究估计，每1000个中国人中，有16个人患有重性抑郁障碍。在一年里，每1000个中国人中，会有23人患此病。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农村人口患有重性抑郁障碍的可能性(2.0%)高于城市人口(1.7%) ，女性患有重性抑郁障碍的可能性(2.3%)高于男性(1.4%)。

　　长期的中度或重度抑郁症可能成为一个严重的疾患。患者可能会受极大影响，在工作中以及在学校和家中表现不佳。最严重时，抑郁症可导致自杀。每年自杀死亡人数估计高达100万人。

　　抑郁症的危险因素涉及生物、心理、社会多方面。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心理科副主任医师邢颖介绍，首先抑郁表现为多基因遗传方式，抑郁症患者一级亲属的患病率比普通人群高2~10倍，所以有家族史者比普通人有更高的易感性。

　　从神经生化因素方面考虑，抑郁症患者脑内递质紊乱(5-HT、NE及DA水平下降，NE受体敏感性增高)。另外，内分泌系统(如垂体、甲状腺)功能异常也可导致抑郁。

　　“目前抑郁的发病增多我觉得与生活水平提高，在满足温饱以后对精神心理健康有更高要求有关;另外也与社会飞速发展，人们学习工作生存压力增大有关。”邢颖说。

　　不利的社会环境同样对于抑郁症的发生有重要影响，比如：婴儿期的养育不良、童年期经历虐待或忽视;生活发生变化：如丧亲、离婚、直系亲属的严重疾病，或失去工作;生活状态不良：贫穷、失业、生活困难、缺乏亲人关心的人群中也容易出现抑郁。

　　“目前全世界对抑郁症的确切发病机制仍不太清楚，总的来说，抑郁症的发生和生物、心理以及社会因素相关。”从人格因素方面分析，刘琦介绍，人格特征中具有较为明显的焦虑、强迫、冲动等特质的个体更易患抑郁症。

　　邢颖表示，父母的过度呵护也会限制孩子的成长和能力培养，导致孩子成年后无法适应社会需求也是抑郁发生的重要诱因。另外，工作及感情不顺利，人际交往技能欠缺都是主要的诱因。

　　令人遗憾的是，很多抑郁患者的家属不重视患者已经透露的自杀想法，最终造成无法挽回的结局。刘琦介绍，在躯体疾病患者中，同时患有抑郁障碍的比例可高达20~60%;在患有其他精神障碍的人群中，也经常同时患有抑郁障碍。

　　然而，在刘琦的门诊患者中，据估计，大概只有15~20%的人是自己识别有抑郁症来就诊的。

　　我国的调查发现，仅有10%的抑郁症患者求治。其中一半是寻求医学帮助，另一半寻求的可能是心理学帮助等。在寻求医学帮助的5%中，也只有一部分是直接就诊于精神科的，差不多也就是2~3%。

　　在综合医院各科室就诊患者的调查显示，内科系统，尤其是心内科、消化科，有20%的患者合并有抑郁症，而神经内科中，以头痛、失眠、乏力、疲劳就诊的患者中50%合并有抑郁症。也就是说，相当多的抑郁症患者，并没有寻求帮助，没有得到诊治。

　　“抑郁的预防该从小抓起。”邢颖表示，如果发现身边的人有情绪问题应及时疏导解决，必要时及时就医，能大大减少发病率。对特殊人群如消防员、急诊医护人员及其他特殊岗位人员定期的心理辅导和情绪宣泄也是必要措施。

　　青少年抑郁别忽视

　　孩子的世界应当是缤纷多姿的，充满欢笑和快乐。然而，抑郁症这个困扰成年人的疾病正向青少年群体蔓延。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北京一所著名的大学里，毕业生中有40人被诊断为抑郁症，约占到该校心理咨询中心访问量的两成。

　　今年16岁的高怡然(化名)正在上高一，然而这几天却离家出走了，父亲高先生对记者生气地表示：这个儿子让人操心的很!儿子发型招致老师批评，又被家长指责，拒不接受意见，他和另一名同学已经离家四天了，据有人看见说夜晚在网吧呢。

　　儿子已经不是第一次离家出走了，而高怡然的母亲则告诉记者：回来我就想揍他，不认识错误坚决不行。“平时和我们基本没话说，除了要钱!”这位妈妈说。

　　长期以来，有些家长过于重视物质生活和知识学习，却忽视了精神世界的发育和建设，让一些孩子的压力和负面情绪长期得不到疏解。面对“青少年抑郁症”，有些父母难以接受，他们非但没有给子女提供应有的陪伴、慰藉与帮助，反而指责批评子女“想不开”“意志力不够坚强”，甚至打骂孩子，这样的态度会让孩子在抑郁症的泥沼里越陷越深。

　　广东18岁的小文被父母带进心理咨询诊室。父亲一脸无奈地请医生帮个忙：“我们说她没有抑郁症，她不相信。请专家帮我们开导开导她，不要再装病啦。”原来，高三女生小文最近情绪波动较大，在备战高考的关键时刻，她却无心学习。小文的学习成绩一向不错，父亲对她有很高期许，开口相劝时，她却轻描淡写地说“没用的，我有抑郁症，我想死”。

　　“年纪轻轻，怎么会有抑郁症?”父母认为女儿的表现是临场畏战，意志不够坚强，便把她领到医生面前，希望借助医生之口告诉小文她“不是抑郁症”。

　　然而，医生跟小文细聊之下才知道，她并非在吓唬家人。前几天，她曾爬到天台，试图自杀。她说：“站在天台边，一只脚已经迈了出去，只是在最后一刻，突然想起父母中年丧女，晚年无人照顾会很悲惨，才把脚收回来。”

　　邢颖表示，目前学校的心理课堂和心理老师没法满足同学日益增长的心理问题的需求。如果学龄的孩子知道更多调整和释放情绪的方法，如果我们的教育更以人为本而不是以分数为本，让每个孩子都有发挥自己能力的机会，对于一个孩子的性格养成至关重要。

　　所以，当孩子郁郁寡欢、无心向学，甚至嚷着“要自杀”时，家长务必要当真，别漏掉孩子发出的求救信息，及时帮助孩子走出抑郁阴影。

　　歧视患者是一种社会“隐形病”

　　据了解，国内几次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所有的精神障碍的时点患病率为17%，其中5%为抑郁症。

　　就北京来说，2003年和2010年的2次流调，发现抑郁症的时点患病率为4~5%。国内各个地区基本一致，偶尔也有特别不一致的地区。比如厦门的调查发现抑郁症的患病率不到1%，而深圳的数据是10%。

　　当然区域性的数据差异尚需要特别分析。比如最近完成的海南省的调查数据显示，海南全省的所有精神障碍患病率为13%，低于全国的17%，但其中酒精依赖的患病率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虽然目前医学上对抑郁症已有行之有效的治疗办法，但全球只有不足一半的患者(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在一些国家中仅有不到10%的患者)接受有效治疗。而影响有效治疗的因素有：缺乏资源，缺乏训练有素的卫生保健人员，以及社会对精神疾患的歧视等。

　　刘琦告诉记者，抑郁症就是这样可怕的疾病：“抑郁并不是我们通常经历的坏心情。即使是文学家、心理学家在经历过抑郁症的折磨后，也很难用简单的文字让世人理解自己当时的感受。只能说抑郁是一种极度的‘消沉’，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曾用‘掉进一个没有底的深井，而且永远往下掉’来比喻。”

　　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工作者的比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社会的歧视使很多人不愿就医，公众对抑郁症的基本知识和诊疗不甚了了，多数人对抑郁症一知半解，而一些蜻蜓点水、断章取义的“浅阅读”，导致抑郁症被标签化、污名化，病耻感严重影响抑郁患者的就诊率。所以临床上观察到的抑郁障碍患者只是“冰山的一角”。

　　医疗现状急需改善

　　张女士在昆明工作，她在单亲家庭中长大，妈妈的不易令她轻易不敢反驳妈妈的一切。当自己也成为孩子妈妈后，退休后的母亲的精神状况甚至行为越来越“古怪”：莫名其妙对着自己的外孙女大喊，甚至有时候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进行自虐和自残。张女士表示：真的很苦恼很可怕，让妈妈去看病，她坚决拒绝。

　　邢颖认为，退休人群对社会角色转变的不适应，儿女对退休父母经济和照顾的依赖、忽视父母的心理需求，这可能都是导致老年人心理和精神出现问题的原因：“ 还有很多老人没有什么爱好，不知如何打发时间，逐渐远离社交、过多独处，易发抑郁障碍。”

　　在一个微信群里，记者看到，有些人在悄悄开着每年毕业前自杀大学生北京高校顺序的玩笑。其实，据调查，自杀率最高的并不是大学生，而是农村妇女。只是大学生自杀更容易受到社会关注。

　　在北京宣武医院抑郁症专家王红星副教授看来，抑郁症的高危人群还包括一些特殊人群，比如面对学业、爱情和就业三个关口的大学生，比如看似高大上的工作强度持续超大的警察和医师。

　　那么如何改善现状?改变歧视观念，尚需时日，但改善医疗情况，迫不及待。就在今年的9月份，王红星专门向北京市卫计委主管住院医师培训的主管部门，面对面地组织了一次“如何在现有的北京地区各神经内科住院医师培训体系中变选修抑郁症、焦虑症等常见脑疾病为必修内容”的讨论会。据透露，接下来，北京地区应会采纳该建议。

　　而对于如何改变歧视观念?刘琦则表示，比如，首先是知识的普及和宣传，现在新闻热点多，人们的关注转移很快，需要反复宣传才能达到效果。当大众能够了解到抑郁症是一种可以治疗的疾病，而不是意志薄弱或者自暴自弃，才可能提高识别率和就诊率。

　　刘琦强调，其次是需要各级政府加强投入。比如，近两年对儿童自闭症从国家层面上高度重视，各种对自闭症儿童的诊疗、科普、关爱、康复活动广泛展开，为自闭症儿童家庭带来希望。而且科学研究方面也加强了经费投入，使得更多的科学家投身于这方面的研究。抑郁症的患病率高，影响更大，更需要从国家层面、各级政府层面的投入。

　　“抑郁症伤害所有年龄的人群，不论是学生还是工作人群、或者老年人。从预防的角度，可以在学校、工会、社区等多层次开展科普、筛查，尤其是对有症状的人群能够提供相对便利的医疗服务，提高就诊率和治愈率，降低抑郁症的危害。此外，部分抑郁症在医院治疗后期，还需要进行系统的康复治疗、心理治疗，也需要互助能够预防之后的复发。这些活动也需要得到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大力支持。”刘琦说。(记者 耿兴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