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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医院一线医生平均年薪约18万

健康中国health.china.com.cn 时间: 2014-03-29   来源: 人民日报

  原标题:记者调查:北京大医院一线医生平均年薪约18万

  

  浙江温岭杀医案发生后,温州医科大学学生举办“以爱之名,塑人塑心”为主题的“行为医塑”活动,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提升医德、增进医生和患者之间的理解。

  人民视觉

  最近,频频发生的伤医事件引起社会各界忧虑。刚刚过去的全国两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表示,医生劳动价值在就医费用里没能体现,是导致医患矛盾的内在症结。与其批评医德缺陷,不如多反思医院体制的功利性问题。

  日益加剧的医患冲突,倒逼“深水区”的医改提速发力。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健全医务人员等适应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目前,我国医生的收入情况如何?怎样建立适应医生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医生价值如何实现,成为医改的一个核心问题。

  “内科靠回扣,外科靠手术”

  ——在“以药养医”体制下,医生收入来源,除了医院薪酬外,还有回扣、红包和“走穴”等隐性收入

  医生收入,一直是医改中的敏感话题。隐性收入不好统计,医院发的钱有多少?

  今年两会前,钟南山对广州市所有三甲医院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2013年,医生账面上的平均年薪是4.6万余元,但实际收入19万余元。中间的差价,主要来自医院自身经营。

  “如果每月不保证1万元奖金,骨干医生就跑了。”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骨科主任说,作为事业编制人员,医生的基本工资不高,每月二三千元,奖金占大头,除月奖外,年终奖还有二三万元。

  业内人士透露,北京日门诊量1万人次左右的大医院,发给一线医生的平均年薪约18万元,科主任为25万—30万元。

  当然,医院和科室效益不同,医生收入也有差距。比如北京二甲医院病人少,医生年薪10万元左右。内科心脑血管病人多,要常年服药,比儿科、中医科等收入高。

  事实上,在“以药养医”体制下,医生收入来源,除了医院薪酬外,还有回扣、红包和“走穴”等隐性收入。

  “医生不管有意无意,只要开了我们的药,一律给回扣。”北京一家医药公司的医药代表说,医生开药,不仅为医院创收,还可自己获益。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大医院可赚取药品15%的加成,而药厂私下给医生的回扣通常占药价的10%—30%。

  据统计,大医院药费占医院收入的50%,小医院约占60%。药品回扣因此成为多数医生灰色收入的主力军。

  “内科医生靠回扣,外科医生靠手术。”该医药代表介绍,以往,许多人做手术,给主刀医生、麻醉师、手术室护士送红包,几成心照不宣的规矩。今后,即便不收红包,外科医生照样可以从检查和耗材上获取回扣。眼下,各种医疗设备、器具,特别是一次性耗材,回扣甚至高于产品的价格。

  对于知名外科大夫来说,“走穴”也是笔不菲的收入。

  “首都机场常现‘周末医生’的身影,他们行色匆匆,彼此碰面,相视一笑,心知肚明。”圈内人士介绍,北京知名三甲医院的外科主任经常外出会诊,一年收入最高能达几百万元。

  “医院薪酬加隐性收入,大医院医生收入不低。比如北京某三甲口腔医院正畸科医生,平均年薪20万—30万元。广州三甲医院的骨科医生年均收入有三四十万元,科主任普遍上百万元。”一家医药企业负责人说,目前,国内收入最高的医生主要是神经外科、脊柱外科和心脏外科大夫。

  但是,级别低的住院医师和基层医生,年薪较少。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骨科主任温建民强调,北京大医院住院医师没有处方权,拿不到回扣,月薪仅2000多元。社区医生每月只有四五千元,主治医师晋升副高很难,基层医疗机构没有正高职称。而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基层医生,收入更低。

  创收加剧医患矛盾

  ——医院创收导向加上医患沟通渠道不畅,导致医患失信。一旦发生医疗差错或者意外,双方就易“擦枪走火”

  日前召开的卫生政策上海圆桌会议上,上海市医改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许速介绍,2012年,上海公立医院在岗人员的平均收入为13.95万元,是当年社会平均工资的1.95倍。钟南山所做的调研揭示,2013年广州医生年均收入,比社会平均收入高2.8倍到3倍。但是,医生收入中,政府支付的比例不到1/4。“这表明,医生收入水平相对合理,而收入来源不够合理。”

  医院为维持运转,制订多项业务指标,包括扩大病床、多看病人等。“近年来,北京各大医院纷纷扩建,医院内的大楼已盖得基本饱和。”一名多年给北京三甲医院供货的药商介绍说,由于外地患者多,北京大医院的年收入持续攀升,北大人民医院、望京医院等许多医院皆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医疗任务明显增加,会带来很多问题。”钟南山指出,稍微有点名气的医生半天时间要看50个病人,像打仗一样,以致患者排队3小时,看病3分钟,哪有时间沟通,怎能没有怨言?再比如,有的医院把一个手术分解成多个项目收费,甚至麻醉也被分成多项收钱。

  由于药品和耗材价格虚高,医疗技术服务价格偏低,本该靠技术吃饭的医生,却靠卖药、用设备等来生存。北大第一医院院长刘玉村举了一个例子。做一个胃癌手术,一般需要3位医生、2名护士和2名麻醉师,历时约3小时的努力,手术费只有几百元。怎么弥补收入?只好加耗材。有良心的医生加码时会有度,看重经济效益的医生就加得多。有些耗材在国外售价仅200美元,到了中国可以翻几倍。

  “一些胆儿大的医生,用药‘只选贵的,不选对的。’”一名医药代表介绍,一种新药打入医院后,他们要寻觅几个这类医生做“枪手”,推开该药的销量。

  “利益驱动下,不少医生出现过度医疗行为,即使有医保报销且有效的药物,也会开出不能报销的药物;即使诊断明确,也会要求病人做更多复杂的检查。”业内人士分析,医院创收导向加上医患沟通渠道不畅,导致医患失信。一旦发生医疗差错或者意外,双方就易“擦枪走火”。

  以药养医的隐患,多在大医院引爆。“大医院看病难,挂号长、候诊长、看病短。大医院看病贵,检查多、处方多、药费多,是医患矛盾的‘火山口’。”钟南山说,中国医院协会发布的资料表明,全国超过70%的三甲医院发生过医患暴力冲突。最近出现的伤医、杀医事件,主要出现在大医院,尤其是在大医院的门诊、急诊、手术中。这种局面持续下去既伤害医生,更有损患者。

  寻回“白大褂”的魅力

  ——让“以技养医”取代“以药养医”,理顺医药价格,挤掉药品、设备和耗材等费用水分,还原医疗技术服务价值

  “抛开医生搞医改不会成功。”钟南山强调,深化医改必须调动广大医务工作者的积极性。

  “调查显示,我国八成以上医务人员认为医院薪酬与自己的付出不匹配,感到劳动价值得不到尊重。”全国政协教科文卫副主任委员黄洁夫说,平心而论,医生们着实不易。本科医学生需要读5年,博士医学生需要读8年,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都很高。在发达国家,医院将60%以上的支出用于人力成本,而我国这一比例只有20%左右。有人于是把“灰色收入”视为合理补偿,但是损害了信誉和形象。

  “医生价值如何实现,是医改的核心问题。”钟南山表示,没有公平合理的利益机制,缺乏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的劳动收入,医者难以静心,患者也难以安心。

  “了解医生的真实收入,让医生靠技术吃饭,拿阳光薪酬,才能唤回‘白大褂’的魅力。”刘玉村认为,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健全医务人员等适应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为破解难题指出了方向。今后进一步推进医改,理顺医药价格,挤掉药品、设备和耗材等费用水分,还原医疗技术服务价值,使“以技养医”取代“以药养医”。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台港澳中医药交流合作中心主任杨金生表示,这些年来,我国卫生支出占GDP的比例持续上升,目前约达6%,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18%的水平还有较大差距。三甲公立医院平均每家年营业收入为20亿—30亿元,全靠政府投入不现实。

  “一个现象值得反思,民营医院的医生普遍不收红包。原因不是他们的医德更高,而是他们的医疗服务由市场定价。”黄洁夫指出,市场是台超级计算机,深化医改的关键是社会办医。应放开医师自由执业,由市场决定医生的价值。只要医疗服务价格涨了,医生开方量自然减少,这是市场规律。

  对于医疗服务涨价,温建民认为,建立多层次医疗保险,可减轻患者负担。首先,基本医保负责“兜底”,比如北京5家医院的做法,40元的挂号费,只需患者掏2块钱,其余由医保报销。此外,单位可以给职工买一部分医疗保险。如果经济条件允许,患者再购买商业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