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改革来消解医患冲突
健康中国health.china.com.cn 时间: 2013-12-08 来源: 人民日报
医院应纳入公共场所管理
医院是救治生命、维护健康的地方,为什么对这样一个场所不加保护呢?刺向医生的刀,也伤害到患者。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邀请宝山公安分局警官,讲解面对暴力侵害如何自卫;中山医院邀请世界跆拳道联盟黑带四段高手,向医务人员传授防身绝招……日前,各大医院纷纷开设防身课,引起社会关注。
国家卫计委、公安部发布的《关于加强医院安全防范系统建设指导意见》,要求医院按照不低于在岗医务人员总数3%或20张病床1名保安的标准,配备安防力量。目前,全国二级以上医院已基本设立警务室,不少医院也加强了安全保卫队伍建设。但保护医生免于遭受暴力,仅靠自防的力量很难实现。北京某医院保卫科负责人表示,每一起恶性事件后,医院都要加强安保,但未见暴力事件减少,反而制造了对立气氛。
11月23日,我国肝胆外科主要创始人吴孟超院士在《柳叶刀》上撰文呼吁,对医疗暴力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中国缺乏有效的立法来保护医务人员免受暴力攻击,迄今为止没有一部针对医疗暴力的法律。他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加强针对医院暴力行为的立法,加大对于此类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唯有采取及时有效的行动,才能重塑中国医务人员的信心。
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雁灵呼吁,公安部门应把医院作为公共场合加以保护。医院是真正的公共场合,那里的群体多数是患者,也有医务人员。医生如果没有执业安全,伤害的不仅是医生,还有患者。医院是救治生命、维护健康的地方,它比银行更重要,为什么对这样一个场所不加保护呢?
北京协和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余可宜认为,医院暴力零容忍首先是一种态度。医务人员有权利捍卫自身尊严,而医院有义务维护员工人身安全。
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利强说,打医生、杀医生如果成了“讨公道”的方式,民众会逐渐形成一种集体的无意识,容忍频繁发生伤医事件。刺向医生的刀,也伤害到患者。
余可宜建议建立黑名单制度。凡是打过医生、闹过医院的人,应纳入黑名单,此举目的是提高暴力伤医的代价。
完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
如果以药养医模式没有改变,医患关系就将一直处于普遍紧张的状态。而一旦碰到极端的因素,一些极端个案就可能爆发
长期以来,由于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投入严重偏低,导致公立医院公益性不足,大多数公立医院用药品加成来弥补医院的亏损。
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郑雪倩指出,在患者眼中,医生是治病的商人,总想着如何从患者身上赚更多的钱。在医生眼中,患者是创收的对象,患者的经济状况和救治情况决定了他们最终的收入。
“十二五”期间,我国将以破除“以药补医”机制为关键环节,推进医药分开,逐步取消药品加成政策,将公立医院补偿由服务收费、药品加成收入和财政补助三个渠道改为服务收费和财政补助两个渠道。截至目前,医疗服务价格的调整未能全面推开。
北京市在5家公立医院实行“医药分开”试点,取消药品加成,将药品收入平移为医事服务费,但未能解决医疗服务价格偏低的现实。以护理费为例,特级、一级、二级、三级护理每日标准分别是25元、7元、5元、3元。三级医院可在此基础上加收2元,二级医院可加收1元。这是按1999年制定的《北京市统一医疗服务收费标准》来收取。一位三甲医院的护士说:“口腔护理的碗盘成本还3块8呢,还有药品、镊子、纱布,这么算下来,我的劳动连个碗盘的价值都不如!”
郑雪倩说,如果以药养医模式没有改变,医患关系就将一直处于普遍紧张的状态。而一旦碰到极端因素,一些极端个案就可能爆发。
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提出,“加快公立医院改革,落实政府责任,建立科学的医疗绩效评价机制和适应行业特点的人才培养、人事薪酬制度。”邓利强说,加大政府投入,强化公立医院的公共服务职能,维护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理顺医疗服务价格,让医务人员的价值得到足够的尊重,才能从体制机制上消除医患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化解患者医疗意外风险
尽快建立覆盖患者的医疗责任风险制度,无论发生医疗事故还是医疗意外,让患者获得相应的救济,避免医院暴力事件的发生。
调查显示,80%的医患纠纷不是因为医疗差错,而是医患沟通不畅。尽管医院暴力与医患矛盾有着本质区别,但医患沟通不当,也会成为引发医院暴力的重要诱因。
排队时间长、检查时间长、等待住院时间长和就诊时间短,这是大医院普遍存在的“三长一短”现象。医生们疲于应付,很少有时间和精力去跟患者耐心交流,而许多矛盾的产生,往往就是因为医患之间的沟通不畅。
南京医科大学教授、主任医师张中南说,我国的医生普遍缺乏沟通能力。医生大多不懂临床心理学,只注重疾病诊治能力,不注重人际沟通能力,医生见病不见人。大医院医生没有时间和患者沟通,小医院医生有时间也不和患者沟通。美国医师资格考试中,有一半的题目是考察医生沟通能力。
“看病难,到大医院看病更难,主要是解决好医疗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鼓励社会资本办医。消除体制障碍,吸引社会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院,并纳入医保体系,实现患者的有效分流。”郑雪倩说。
张中南说,我国应建立分级转诊制度,进一步拉大不同级别医院之间的报销比例。提高小医院的报销比例,降低大医院的报销比例,让大医院医生集中精力诊治疑难重症。同时调动基层医生的积极性,真正体现多劳多得、优劳优得,让基层医生为大医院医生分流减压。
患者对医学的风险性不理解,也是医患冲突的重要原因。只要医院一死人,就认为医疗事故,患者家属闹医院打医生。患者对于医疗风险缺乏认知,认为医院能包治百病,到医院就有救。还有不少患者把医疗行为等同为消费行为,认为花了钱医院就该治好病,不能接受死在医院。
在美国,医疗意外保险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医生购买的,专门用于医疗事故的赔偿;一部分是患方购买的,专门用于医疗意外的风险赔偿。郑雪倩说,化解医疗责任风险,一方面是提高公众对医疗行为风险的认知。在目前条件下,医生对很多疾病在现有的医疗条件下还是束手无策的,患者不应对医疗行为产生太高的期望。另一方面,应建立医疗风险的强制保险制度。在我国,医院已经有了医疗责任险,但患者的医疗意外风险无法化解。
2007年7月,原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国保监会正式联合下发《关于推动医疗责任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建立统一的医疗责任保险。郑雪倩建议,尽快建立覆盖患者的医疗责任风险制度,无论发生医疗事故还是医疗意外,让患者获得相应的救济,避免医院暴力事件的发生。